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治理的根基在基层,成败看“最后一公里”。公共卫生、医药服务、医疗保障的融合协同,最终要落地为群众“家门口”的健康获得感。但现实中,基层面临“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适配性矛盾,破解之道并非简单资源堆砌或政策加码,而是重构资源适配、机制顺畅、服务贴心的协同生态,让融合协同从“政策话语”转化为“民生实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1XGL018)研究成果)。
　　一、基层融合协同的三重深层梗阻
　　(一)资源失衡:“硬件有改善,软件仍薄弱”的配置困境
　　基层资源短缺并非单纯的“缺人缺设备”,而是“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下沉不畅”的复合困境。人力上,基层本科以上医务人员占比仅28%,远低于县级医院的62%, 公卫医师缺口达18.2万人,待遇偏低、晋升狭窄导致人才“不愿扎根”;设备上,硬件达标率虽达85%,但慢性病监测、远程诊疗等协同所需设备不足, 部分因缺专业人才而闲置。从资源下沉来看,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多为“短期坐诊、临时支援”,缺乏常态化机制,城乡健康资源形成“城市过载、基层空心”的两极分化。这种资源困境的深层,是健康治理“重城市轻农村、重治疗轻预防、重形式轻实效”的导向偏差。
　　(二)协同不畅:“部门各说各话,流程衔接断层”的机制梗阻
　　基层协同的核心障碍,是“条块分割”导致的制度衔接失灵。在纵向协同上,基层与上级医院的转诊机制不健全,双向转诊“上转容易下转难”,患者从大医院出院后,基层缺乏规范的康复指导与慢病管理,导致治疗效果难以巩固。在横向协同上,基层卫健、医保、公卫机构数据不通、政策脱节,公共卫生筛查出的高危人群难以精准对接诊疗服务,医保支付政策与基层服务能力不匹配,形成“防与治脱节、治与保错位”。这种机制梗阻的本质,是传统科层制“部门利益本位”与融合协同“整体性需求”的内在冲突。
　　(三)动力不足:“干多干少一个样,协同缺乏激励”的导向偏差
　　基层协同动力不足,根源是激励机制与考核导向的错位。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现行考核仍侧重诊疗量、业务收入等短期指标,公卫服务、健康管理等协同工作“投入大、回报低”,缺乏经济激励与绩效认可, 导致基层“重治疗、轻预防、弱协同”。对基层医务人员而言,协同工作往往是“义务性、临时性”的,缺乏专项补贴与晋升倾斜,多干少干差别不大,难以激发主动协同的内生动力。对群众而言,“个人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未充分转化为行动,参与健康筛查、慢病管理的积极性不足。这种动力困境的核心,是“协同价值未被量化、协同责任未被压实、协同收益未被共享”的激励缺位。
　　二、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路径
　　(一)资源精准倾斜:从“大水漫灌”到“靶向赋能”
　　资源配置关键在“精准”而非“增量”。人才上,推广福建三明“县管乡用、乡招村用”机制,由县级医院统筹人事管理,保障基层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将基层服务年限作为职称晋升硬性条件;推进“订单式”定向培养,与医学院校合作开设基层定向班,为农村、偏远地区输送本土化全科医生与公卫医师。设备上,按“按需配置”原则,为基层配备慢性病监测仪、移动诊疗终端等轻量化设备, 建立县域设备共享平台与专业维护队伍,避免闲置浪费。资金上,优化财政投入结构, 设立协同专项经费,医保基金向基层倾斜, 提高门诊报销比例, 引导资源跟着群众健康需求走。
　　(二)机制下沉落地:从“层层加码”到“权责对等”
　　机制创新核心是“责任沉下去、权力放下去”。建立由乡镇(街道)党政正职牵头的协同委员会,统筹政策落地、资源调配与跨部门问题解决,将“防-治-保”协同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核,聚焦慢性病控制率、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率等健康结果指标,摒弃数字形式主义。依托县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统一数据标准,打通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医保结算接口,实现数据实时互通;简化转诊流程,推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开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赋予基层更大自主权,允许在政策框架内自主调整服务重点与流程,针对老年人口集中村社优化服务频次,避免“一刀切”政策梗阻。
　　(三)服务模式创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赋能”
　　服务创新关键是让群众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摒弃“签而不约”形式主义,组建“全科医生+公卫医师+护理人员”签约团队,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定制个性化“防-治-保”服务包,明确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核心服务。推广“健康积分”激励机制,群众参与健康筛查、慢病随访、健康宣教等活动可累积积分, 积分可抵扣医保自付部分、兑换免费康复理疗或常用药品。融合本土资源创新服务场景, 农村推行“巡回医疗+村卫生室常态值守”模式,民族地区融入双语健康服务与民族医药适宜技术, 社区引入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参与健康宣教、陪同就医等服务,构建“基层医疗机构+家庭+社会”的立体协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