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在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催生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治理需求。破解县域电诈治理困境,关键在于推动治理体系从与城乡融合形态不匹配的“被动应对”走向与之相适应的“主动免疫”,通过精准宣防、技术赋能、协同共治、制度嵌入的系统性改革,将反诈工作深度嵌入城乡融合的社会肌理之中,使之成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型特征
　　一是风险传导的跨域性。城乡之间人员、信息、资金流动加速,形成诈骗风险“城市—县域—农村”双向渗透路径,县域成为诈骗手法传播与扩散的“中转站”。二是受害主体的分化性。县域中老年人、青少年、“新市民”、个体工商户等群体因认知差异与经济需求不同,成为不同类型诈骗的特定目标,呈现出结构性分化特征。三是犯罪手法的迭代性。诈骗内容与县域生活场景深度结合,如针对农村的“农业补贴”“养殖补助”诈骗,手法不断本土化、精准化。四是犯罪产业链的弥散性。诈骗组织呈现“非接触、跨地域、专业化”分工,上游负责技术、中游组织诈骗、下游资金环节分离,打击难度显著提升。
　　二、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是主体协同不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弱的治理格局尚未打破,公安、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之间目标不一、数据共享不畅,市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群众参与积极性低,治理合力尚未形成。二是城乡资源失衡。宣传资源、技术工具、专业人才明显向城市倾斜,农村地区宣传主要依赖悬挂横幅、发放传单、村广播等传统方式,形成城乡之间的治理落差。三是技术赋能薄弱。各部门的技术系统独立运行, 数据壁垒未被打破,推出的各类反诈工具功能重叠、预警规则冲突,难以实现“精准预警、精准拦截、精准打击”。
　　三、城乡融合视域下县域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的路径构建
　　(一)完善组织协同体系,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一是强化党政主导,健全统筹机制。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反诈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统一规划与考核标准,将发案率、群众满意度、资金拦截成功率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建立季度例会、月度会商和应急响应三级会议机制,明确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二是推动数据共享,打通信息壁垒。建设县域反诈大数据平台,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实现多部门数据深度融合与实时共享,建立涉诈线索快速流转处置闭环机制。注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完善跨区域线索互查、案件协查、联合打击机制,确保协作顺畅。三是促进城乡均衡, 优化资源布局。建立反诈资源城乡统筹配置机制,推动专业力量下沉,加大农村反诈经费投入,改善技术装备条件。建立城乡反诈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与装备共享平台,针对农村人口结构与诈骗类型特点,精准投放宣传材料和技术装备。
　　(二)优化技术赋能机制,提升预警阻断效能
　　一是建设智慧平台,夯实技术基础。依托县级公安大数据平台,构建集监测预警、分析研判、指挥调度、效果评估于一体的智能化反诈系统, 实现涉诈信息自动采集、智能分析和精准推送。注重系统可扩展性与兼容性,建立长效运行维护机制, 配备专业技术团队。二是完善预警体系, 实现精准阻断。建立综合涉案金额、诈骗手法、受害人群特征的预警等级评估模型,动态调整评估维度与权重系数。组建专业化预警处置队伍,采用“线上预警、线下处置”模式,建立全程追溯机制,为模型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强化源头治理,提升反制能力。组建专业团队研究新型诈骗技术特征,开发针对性识别与阻断技术,建立诈骗手法动态分析机制。加强通讯通道、支付环节技术管控, 完善涉诈号码识别、异常交易监测手段,建立与金融机构、通信企业的技术协同机制,兼顾技术防护的安全性与人性化。
　　(三)深化社会宣传矩阵,构筑全民反诈防线
　　一是实施精准宣传, 精细群体策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方式分析不同群体认知特点与行为习惯,制定差异化宣传方案。针对农村留守老人采用通俗地方语言与生活化宣传形式; 针对青少年利用新媒体开发互动趣味宣传产品; 针对企业财务人员开展专业化防骗培训。二是创新宣传载体,实现全域覆盖。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上统筹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形成宣传合力; 线下将反诈宣传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文化活动和民生服务, 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组建专业团队持续开发高质量宣传内容。三是激发基层活力,推动全民参与。建立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激励保障体系,制定培训标准,采用精神与物质奖励结合的激励方式。发挥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等群体哨点作用,建立反诈联防体系。简化举报流程、提高奖励标准,建立社会组织参与长效机制,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反诈。
　　中共丹棱县委党校 王艺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