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赋能:新时期广西“歌教”功能转换的关键因素
文章字数:4300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壮族歌圩代代相传, 刘三姐歌谣广为流布。歌唱既承载着教化人心、涵养德行的社会功能,也凝聚着族群认同、调适人际关系的治理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重视,如何将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转化为治理资源,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技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深刻改变了歌谣的存续形态与传播生态,广西“歌教”的社会功能正经历从教化、管理到治理的深刻转换。
一、“歌教”传统的教化逻辑与治理基因
(一)以歌化人的教化传统
歌唱教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将歌唱视为人格修养完成的重要环节;《礼记·乐记》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认为音乐由人心感物而生,反过来又感化人心、塑造人格。古代诗教、乐教虽各有侧重,但均以歌唱为重要实施载体,诗、歌本为一体。蒙学弦歌授读,乡野谣歌代代传续,歌唱始终承担着涵养德行、化育人心的文化功能。广西壮族先民重视歌唱,以歌传情、以歌记事、以歌育人,民歌因此成为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教化读本。壮族旧俗“婚不用媒聘”“歌唱成婚”,青年男女以歌为媒、依歌择偶,歌唱深入婚姻、礼仪、劳作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之际,王阳明倡行“歌诗之教”,主张“诱之歌诗”,以歌诗启发蒙童良知、涵养德行,其背后正是对“以歌化人”教化逻辑的自觉运用。可以说,歌唱从来不只是技艺,而是一种融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于一体的育人方式。
(二)以歌观风的治理传统
歌谣又是古代社会观察民情、治理社会的重要媒介。《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朝廷借采诗观风体察民情、推行教化,民歌因而兼具“下情上达”与“上德下宣”的双向功能。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谣既是百姓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舆论民意的原始表达。在广西,歌圩是社群交往的公共空间,宋代以后壮乡歌圩绵延不绝, 历代方志诗文多有记述, 人们于岁时节令聚众而歌,以歌会友、以歌议事;山歌也是解决纠纷、缔结姻缘、传承习俗的日常方式。刘三姐歌谣更以“唱出穷人心声”的勇气,展现了歌谣凝聚人心、动员民意的社会力量,其不畏强权、替民发声的形象深入人心。历史表明,“歌教”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是一种弥散于社会生活的教化与治理实践。
(三)功能转换的内在逻辑
就功能形态而言,传统社会的“歌教”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教化与管理: 统治者以礼乐化民,以歌谣观风,歌唱服务于思想统合与秩序维系。近代以来,随着音乐教育学科化进程加快,歌唱的教化维度一度收缩为学校课堂的唱歌技能训练; 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重新激活了歌谣的社会功能,并推动其发生质的变化——“歌教”不再只是“被教化”“被管理”的对象,而日益成为群众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这一由教化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功能演进,构成了理解新时期广西“歌教”意涵的基本线索。需要指出的是,治理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它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尤其需要立足地域文化实际, 减少对行政主导的过度依赖,善用文化自身的柔性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歌教”功能向治理的转换,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
二、媒介赋能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重构歌谣世界
传播学先驱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真正影响社会变迁的不是媒介传递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的属性与形态。传统歌谣依托口耳相传, 受制于时空条件,传播半径有限,歌者与听者须处于同一场域; 数字技术则使歌谣摆脱物质载体与地理边界的限制, 一首山歌可瞬间传遍全网,一次对歌可跨越千里。英尼斯曾指出, 媒介具有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之别, 笨重耐久的媒介偏向纵向传承, 轻便易传的媒介偏向横向扩散。网络媒介兼具“轻便”与“持久”之长,既拓宽歌谣的横向传播, 也延长其纵向存续,从根本上改变了“歌教”的传播生态。从“口耳相传”到“数字传唱”,歌谣世界因媒介而焕然一新,“歌教”的形态、规模与效能也随之发生深刻改变。
(二)从技术赋权到媒介赋能
媒介赋能的概念源于技术赋权理论。所谓技术赋权,是指传播技术赋予原本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群体更多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广西民族地区而言,传统传播条件下,歌谣创作与传播的主动权集中于少数歌师歌王,普通群众尤其是中老年歌者与偏远乡村居民,往往是歌谣的听众而非创作者。媒介赋能则更进一步:它不仅是“授之以权”,更是“赋之以能”,即把技术赋予的可能性转化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影响公共决策的现实能力。对新时期广西“歌教”而言,媒介赋能的意义在于使歌谣传播不再依赖官方组织与少数歌师,普通群众只要拿起手机、接入网络,就能成为歌谣的创作者、传播者与参与者,从而真正实现“人人可歌、人人可治”。技术解决的不仅是“能不能唱”的问题,更是“唱了有没有用”的问题——歌声能否进入公共舆论空间、能否被社会治理所吸纳,正是媒介赋能的关键所在。
(三)赋能的三个维度
媒介赋能“歌教”的功能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场域的拓展:“歌教”从山间歌圩延伸到网络空间,虚拟歌台与实体歌圩交相辉映,打破时空隔阂;其二,主体的下沉:从“歌仙—歌王—歌手—歌迷”的层级传唱,到“人人都是传播节点”的网状参与,打破身份局限;其三,话语的对话:官方政策话语与民间生活话语在歌声中相遇、协商,民意上传与政策下达得以同频共振。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推动“歌教”由“独唱”走向“合唱”,由“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互动”,使歌声真正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柔性通道。
三、媒介赋能下“歌教”功能转换的实践图景
(一)场域之变:从山间歌圩到云端歌台
近年来,广西各地网络歌圩蓬勃兴起。山歌爱好者组建网络社群,节庆时节在线对歌,天南海北的歌友隔着屏幕你来我往,跨市跨省的对唱随时可以进行;每年“壮族三月三”期间,多地主播与山歌歌手云端搭台、直播对歌,将传统歌圩搬上短视频平台,吸引大量在外务工乡亲与年轻受众共同参与,传统节日由此焕发新的活力。歌圩从“赶集赴会”变为“随时可赴”,“歌教”活动的参与门槛大幅降低,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远超传统口耳相传的时代。数字媒介使歌圩“无远弗届”, 这正是场域赋能最直观的体现。
(二)主体之变:从歌师传人到“歌媒人物”
媒介赋能的深层意义在于主体的重构。以往歌谣传唱依赖歌师、歌王等少数文化精英,传播链条相对封闭;如今,一批兼具歌唱才能与媒介素养的传承人主动“入局”媒体,成为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歌媒人物”。他们以短视频、直播为载体,将普法知识、文明新风、家国情怀编入山歌,让政策宣传随歌入耳、润物无声。与此同时,普通群众的创作热情也被激发,救灾山歌、感恩山歌等作品在网络流传,歌谣创作不再是歌师的专利。从“歌师传人”到“歌媒人物”,从“精英传唱”到“大众共创”,“歌教”主体实现了历史性的下沉与扩容。歌媒人物既传递政策信息,也汇聚民间呼声,成为官方与群众之间的双向桥梁。
(三)功能之变: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共治
随着场域与主体的变化,“歌教”的功能形态也在悄然转变。在乡村,村规民约被编成朗朗上口的山歌,群众在传唱中内化行为规范,移风易俗水到渠成;在城镇,山歌普法让法律法规在歌声中入脑入心,法治宣传由“灌输式”变为“浸润式”。脱贫攻坚、抢险救灾等重大事件中,一批颂扬先进人物、凝聚人心士气的歌谣广泛传唱,成为记录时代、鼓舞斗志的精神力量。群众不再只是“歌教”的接受者,而是以歌议事、以歌建言,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治理路径也随之由“自上而下”的动员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汇聚,由“由点到点”“由点到面”的线性推广,转变为依托网络“由面到点”的精准聚焦。“歌教”由此实现从“教化—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跃升。
四、媒介赋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一)国家行为与文化自治的协同共治
社会治理既要依靠国家力量的显性介入,也要善用文化力量的柔性渗透。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指出,文化可视为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通过审美与智性文化的规则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的转变。这一“文化治理”的洞见启示我们: 在民族地区,将“歌教”传统转化为治理资源,让显性的政策法治与隐性的文化认同相互支撑, 既能降低治理成本,又能增进治理认同。研究亦表明,由社群内部自然生成的权威,往往比外部施加的力量获得更高的认同与更持久的效力; 以歌声凝聚共识、以歌谣传递规范,正是激活这种内生力量的有效方式。媒介赋能使这种协同成为可能——国家意志经由歌声柔性抵达,民间智慧经由歌声向上汇聚,治理由此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打造“歌媒人物”,畅通民意双向通道
媒介赋能的落地, 关键在人。要培育和支持兼具歌唱造诣、媒介素养与责任担当的“歌媒人物”,发挥其意见领袖功能,既做政策法规的“传声筒”, 也做社情民意的“收集器”,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架起双向互通的桥梁。同时应看到,宣传若只重形式而脱离群众真实意愿,效果必然有限;只有尊重歌者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让官方引导与民间表达良性互动,歌谣才能真正成为沟通共识、化解矛盾的柔性纽带。政府部门不妨为歌媒人物搭建展示平台,提供创作培训与流量支持,让更多有才华、有担当的歌者走进直播间、走进短视频,使主旋律借助民间的歌声传得更远、扎得更深。
(三)守正创新:让技术赋能服务于价值引领
媒介赋能不是技术的万能神话。数字传播在放大歌声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信息碎片化、娱乐化乃至低俗化的风险。越是媒介发达, 越要坚守以歌育人的价值坐标,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歌谣创作与传播之中。平台与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网络歌谣内容的正面引导,让算法推荐更多凝聚正能量、讴歌真善美的作品;广大歌者也要珍惜“歌媒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以健康向上的创作回馈群众信赖。要让技术之“能”服务于文化之“道”,使媒介赋能始终沿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正确方向展开。
媒介赋能是新时期广西“歌教”功能转换的关键变量。它让古老的歌唱传统在数字时代重新焕发生机,让民族地区的歌声从教化与管理的对象,成长为共建共治的力量。当“以歌治乡”的理念经由“歌媒人物”的实践落地生根,当“借歌助治”的路径借助数字媒介通达千家万户,歌唱便不再只是民族记忆的回响,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强音。以歌为媒,赋能治理,歌声里的中国故事,正在八桂大地写下新的篇章。
【课题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新时期广西‘歌教’的意涵阐释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路径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23B351)
北部湾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谭 力 夏铭杰 周峻宇
一、“歌教”传统的教化逻辑与治理基因
(一)以歌化人的教化传统
歌唱教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将歌唱视为人格修养完成的重要环节;《礼记·乐记》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认为音乐由人心感物而生,反过来又感化人心、塑造人格。古代诗教、乐教虽各有侧重,但均以歌唱为重要实施载体,诗、歌本为一体。蒙学弦歌授读,乡野谣歌代代传续,歌唱始终承担着涵养德行、化育人心的文化功能。广西壮族先民重视歌唱,以歌传情、以歌记事、以歌育人,民歌因此成为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教化读本。壮族旧俗“婚不用媒聘”“歌唱成婚”,青年男女以歌为媒、依歌择偶,歌唱深入婚姻、礼仪、劳作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明清之际,王阳明倡行“歌诗之教”,主张“诱之歌诗”,以歌诗启发蒙童良知、涵养德行,其背后正是对“以歌化人”教化逻辑的自觉运用。可以说,歌唱从来不只是技艺,而是一种融情感教育与道德教育于一体的育人方式。
(二)以歌观风的治理传统
歌谣又是古代社会观察民情、治理社会的重要媒介。《汉书·食货志》载周代“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朝廷借采诗观风体察民情、推行教化,民歌因而兼具“下情上达”与“上德下宣”的双向功能。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谣既是百姓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舆论民意的原始表达。在广西,歌圩是社群交往的公共空间,宋代以后壮乡歌圩绵延不绝, 历代方志诗文多有记述, 人们于岁时节令聚众而歌,以歌会友、以歌议事;山歌也是解决纠纷、缔结姻缘、传承习俗的日常方式。刘三姐歌谣更以“唱出穷人心声”的勇气,展现了歌谣凝聚人心、动员民意的社会力量,其不畏强权、替民发声的形象深入人心。历史表明,“歌教”从来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而是一种弥散于社会生活的教化与治理实践。
(三)功能转换的内在逻辑
就功能形态而言,传统社会的“歌教”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教化与管理: 统治者以礼乐化民,以歌谣观风,歌唱服务于思想统合与秩序维系。近代以来,随着音乐教育学科化进程加快,歌唱的教化维度一度收缩为学校课堂的唱歌技能训练; 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则重新激活了歌谣的社会功能,并推动其发生质的变化——“歌教”不再只是“被教化”“被管理”的对象,而日益成为群众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工具。这一由教化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功能演进,构成了理解新时期广西“歌教”意涵的基本线索。需要指出的是,治理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它强调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尤其需要立足地域文化实际, 减少对行政主导的过度依赖,善用文化自身的柔性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歌教”功能向治理的转换,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
二、媒介赋能的理论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重构歌谣世界
传播学先驱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真正影响社会变迁的不是媒介传递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的属性与形态。传统歌谣依托口耳相传, 受制于时空条件,传播半径有限,歌者与听者须处于同一场域; 数字技术则使歌谣摆脱物质载体与地理边界的限制, 一首山歌可瞬间传遍全网,一次对歌可跨越千里。英尼斯曾指出, 媒介具有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之别, 笨重耐久的媒介偏向纵向传承, 轻便易传的媒介偏向横向扩散。网络媒介兼具“轻便”与“持久”之长,既拓宽歌谣的横向传播, 也延长其纵向存续,从根本上改变了“歌教”的传播生态。从“口耳相传”到“数字传唱”,歌谣世界因媒介而焕然一新,“歌教”的形态、规模与效能也随之发生深刻改变。
(二)从技术赋权到媒介赋能
媒介赋能的概念源于技术赋权理论。所谓技术赋权,是指传播技术赋予原本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群体更多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广西民族地区而言,传统传播条件下,歌谣创作与传播的主动权集中于少数歌师歌王,普通群众尤其是中老年歌者与偏远乡村居民,往往是歌谣的听众而非创作者。媒介赋能则更进一步:它不仅是“授之以权”,更是“赋之以能”,即把技术赋予的可能性转化为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影响公共决策的现实能力。对新时期广西“歌教”而言,媒介赋能的意义在于使歌谣传播不再依赖官方组织与少数歌师,普通群众只要拿起手机、接入网络,就能成为歌谣的创作者、传播者与参与者,从而真正实现“人人可歌、人人可治”。技术解决的不仅是“能不能唱”的问题,更是“唱了有没有用”的问题——歌声能否进入公共舆论空间、能否被社会治理所吸纳,正是媒介赋能的关键所在。
(三)赋能的三个维度
媒介赋能“歌教”的功能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场域的拓展:“歌教”从山间歌圩延伸到网络空间,虚拟歌台与实体歌圩交相辉映,打破时空隔阂;其二,主体的下沉:从“歌仙—歌王—歌手—歌迷”的层级传唱,到“人人都是传播节点”的网状参与,打破身份局限;其三,话语的对话:官方政策话语与民间生活话语在歌声中相遇、协商,民意上传与政策下达得以同频共振。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共同推动“歌教”由“独唱”走向“合唱”,由“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互动”,使歌声真正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柔性通道。
三、媒介赋能下“歌教”功能转换的实践图景
(一)场域之变:从山间歌圩到云端歌台
近年来,广西各地网络歌圩蓬勃兴起。山歌爱好者组建网络社群,节庆时节在线对歌,天南海北的歌友隔着屏幕你来我往,跨市跨省的对唱随时可以进行;每年“壮族三月三”期间,多地主播与山歌歌手云端搭台、直播对歌,将传统歌圩搬上短视频平台,吸引大量在外务工乡亲与年轻受众共同参与,传统节日由此焕发新的活力。歌圩从“赶集赴会”变为“随时可赴”,“歌教”活动的参与门槛大幅降低,其传播力与影响力远超传统口耳相传的时代。数字媒介使歌圩“无远弗届”, 这正是场域赋能最直观的体现。
(二)主体之变:从歌师传人到“歌媒人物”
媒介赋能的深层意义在于主体的重构。以往歌谣传唱依赖歌师、歌王等少数文化精英,传播链条相对封闭;如今,一批兼具歌唱才能与媒介素养的传承人主动“入局”媒体,成为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歌媒人物”。他们以短视频、直播为载体,将普法知识、文明新风、家国情怀编入山歌,让政策宣传随歌入耳、润物无声。与此同时,普通群众的创作热情也被激发,救灾山歌、感恩山歌等作品在网络流传,歌谣创作不再是歌师的专利。从“歌师传人”到“歌媒人物”,从“精英传唱”到“大众共创”,“歌教”主体实现了历史性的下沉与扩容。歌媒人物既传递政策信息,也汇聚民间呼声,成为官方与群众之间的双向桥梁。
(三)功能之变: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共治
随着场域与主体的变化,“歌教”的功能形态也在悄然转变。在乡村,村规民约被编成朗朗上口的山歌,群众在传唱中内化行为规范,移风易俗水到渠成;在城镇,山歌普法让法律法规在歌声中入脑入心,法治宣传由“灌输式”变为“浸润式”。脱贫攻坚、抢险救灾等重大事件中,一批颂扬先进人物、凝聚人心士气的歌谣广泛传唱,成为记录时代、鼓舞斗志的精神力量。群众不再只是“歌教”的接受者,而是以歌议事、以歌建言,成为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治理路径也随之由“自上而下”的动员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汇聚,由“由点到点”“由点到面”的线性推广,转变为依托网络“由面到点”的精准聚焦。“歌教”由此实现从“教化—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跃升。
四、媒介赋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启示
(一)国家行为与文化自治的协同共治
社会治理既要依靠国家力量的显性介入,也要善用文化力量的柔性渗透。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指出,文化可视为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通过审美与智性文化的规则体系实现广大人口思想的转变。这一“文化治理”的洞见启示我们: 在民族地区,将“歌教”传统转化为治理资源,让显性的政策法治与隐性的文化认同相互支撑, 既能降低治理成本,又能增进治理认同。研究亦表明,由社群内部自然生成的权威,往往比外部施加的力量获得更高的认同与更持久的效力; 以歌声凝聚共识、以歌谣传递规范,正是激活这种内生力量的有效方式。媒介赋能使这种协同成为可能——国家意志经由歌声柔性抵达,民间智慧经由歌声向上汇聚,治理由此获得更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打造“歌媒人物”,畅通民意双向通道
媒介赋能的落地, 关键在人。要培育和支持兼具歌唱造诣、媒介素养与责任担当的“歌媒人物”,发挥其意见领袖功能,既做政策法规的“传声筒”, 也做社情民意的“收集器”,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架起双向互通的桥梁。同时应看到,宣传若只重形式而脱离群众真实意愿,效果必然有限;只有尊重歌者的主体性与创造力,让官方引导与民间表达良性互动,歌谣才能真正成为沟通共识、化解矛盾的柔性纽带。政府部门不妨为歌媒人物搭建展示平台,提供创作培训与流量支持,让更多有才华、有担当的歌者走进直播间、走进短视频,使主旋律借助民间的歌声传得更远、扎得更深。
(三)守正创新:让技术赋能服务于价值引领
媒介赋能不是技术的万能神话。数字传播在放大歌声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信息碎片化、娱乐化乃至低俗化的风险。越是媒介发达, 越要坚守以歌育人的价值坐标,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歌谣创作与传播之中。平台与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网络歌谣内容的正面引导,让算法推荐更多凝聚正能量、讴歌真善美的作品;广大歌者也要珍惜“歌媒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以健康向上的创作回馈群众信赖。要让技术之“能”服务于文化之“道”,使媒介赋能始终沿着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正确方向展开。
媒介赋能是新时期广西“歌教”功能转换的关键变量。它让古老的歌唱传统在数字时代重新焕发生机,让民族地区的歌声从教化与管理的对象,成长为共建共治的力量。当“以歌治乡”的理念经由“歌媒人物”的实践落地生根,当“借歌助治”的路径借助数字媒介通达千家万户,歌唱便不再只是民族记忆的回响,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强音。以歌为媒,赋能治理,歌声里的中国故事,正在八桂大地写下新的篇章。
【课题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新时期广西‘歌教’的意涵阐释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路径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23B351)
北部湾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谭 力 夏铭杰 周峻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