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
文章字数：2049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 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集中体现。面对需求收缩、人口结构变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把“投资于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既是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政策选择,也是重塑增长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安排。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须从理念重塑、方向调整与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出发,深刻剖析‘投资于人’的内在机理。这不仅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学理回应, 更是将其转化为制度化实践方略的必然要求,旨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支撑与持久的内生动力。
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投资理念的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长期依靠较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能扩张和充足劳动力供给,形成了以“投资于物”为重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为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传统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趋于递减,部分领域重复建设、低效投资和结构性过剩问题显现,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已难以支撑长期增长。
从经济学理论看,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舒尔茨等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教育、健康和技能投资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率, 并通过知识扩散、技术创新和组织效率提升产生持续回报。对已经跨越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增长动力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数量, 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人口质量、创新能力和制度化开发水平。
这一转型也与我国人口变化高度相关。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分化意味着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弱化,但这并不等于发展潜力枯竭。我国拥有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持续扩大的技能人才队伍,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公共政策和市场机制, 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所谓“投资于人”,正是通过教育扩优、技能提升、健康保障和就业支持等方面的投入,把“人力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
二、从“重物轻人”到“人、物协同”:投资方向的逻辑重构
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是否定物质投资, 更不是在人与物之间作简单替代, 而是重构二者关系。物质资本只有与高素质劳动者、有效制度安排和真实社会需求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智能制造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现代交通网络及产业园区建设,若缺乏与之匹配的研发人员、工程师、技能工人和管理人才,其运行效率将受到制约。反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越能提升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创新效率与组织效率。
从供需循环看,“投资于人”具有贯通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功能。人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消费的最终主体。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通过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降低居民不确定性, 通过收入分配改善增强消费能力, 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基础。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收入增长和需求升级又会推动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服务型和品质型转变,倒逼供给侧结构优化,形成“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因此,未来的物质投资也应更多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来配置。
三、面向全生命周期:投资实践的战略转向
首先,要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针对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较高的问题, 应持续增加普惠托育供给,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完善育儿补贴、产假和家庭支持政策,减轻年轻家庭负担。面对老龄化加深, 应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老年助餐、适老化改造、长期照护和康复护理发展, 并以银发经济培育新的服务消费空间。
其次, 要把教育和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工程。基础教育要更加注重公平与质量,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高等教育要围绕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则要面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尤其要推动“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相衔接,使劳动者能够随产业升级动态更新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再次, 要把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投入不能只停留在疾病治疗环节, 而应转向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并重。为此,应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县域医共体建设,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完善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服务和全周期健康管理, 提高劳动者有效劳动时间、劳动参与率和生活质量。
最后, 要以就业和收入分配增强居民获得感。就业是人力资本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 应坚持就业优先,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收入是消费之源, 应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税收和社保调节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只有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公共服务可靠, 内需潜力才能真正释放。
【基金项目】本文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构建与优化 研究 (编号:2024PY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航 魏丽娜
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投资理念的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长期依靠较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能扩张和充足劳动力供给,形成了以“投资于物”为重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为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但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传统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益趋于递减,部分领域重复建设、低效投资和结构性过剩问题显现,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扩张已难以支撑长期增长。
从经济学理论看,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舒尔茨等学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表明,教育、健康和技能投资能够提高劳动者生产率, 并通过知识扩散、技术创新和组织效率提升产生持续回报。对已经跨越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增长动力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数量, 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人口质量、创新能力和制度化开发水平。
这一转型也与我国人口变化高度相关。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分化意味着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弱化,但这并不等于发展潜力枯竭。我国拥有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持续扩大的技能人才队伍, 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公共政策和市场机制, 把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所谓“投资于人”,正是通过教育扩优、技能提升、健康保障和就业支持等方面的投入,把“人力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本”。
二、从“重物轻人”到“人、物协同”:投资方向的逻辑重构
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是否定物质投资, 更不是在人与物之间作简单替代, 而是重构二者关系。物质资本只有与高素质劳动者、有效制度安排和真实社会需求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智能制造设备、算力基础设施、现代交通网络及产业园区建设,若缺乏与之匹配的研发人员、工程师、技能工人和管理人才,其运行效率将受到制约。反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越能提升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创新效率与组织效率。
从供需循环看,“投资于人”具有贯通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功能。人既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消费的最终主体。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通过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降低居民不确定性, 通过收入分配改善增强消费能力, 可以减少预防性储蓄,提升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基础。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收入增长和需求升级又会推动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服务型和品质型转变,倒逼供给侧结构优化,形成“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因此,未来的物质投资也应更多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来配置。
三、面向全生命周期:投资实践的战略转向
首先,要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针对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较高的问题, 应持续增加普惠托育供给,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完善育儿补贴、产假和家庭支持政策,减轻年轻家庭负担。面对老龄化加深, 应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老年助餐、适老化改造、长期照护和康复护理发展, 并以银发经济培育新的服务消费空间。
其次, 要把教育和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工程。基础教育要更加注重公平与质量,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高等教育要围绕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则要面向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尤其要推动“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相衔接,使劳动者能够随产业升级动态更新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再次, 要把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投入不能只停留在疾病治疗环节, 而应转向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并重。为此,应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县域医共体建设,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完善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慢性病管理、心理健康服务和全周期健康管理, 提高劳动者有效劳动时间、劳动参与率和生活质量。
最后, 要以就业和收入分配增强居民获得感。就业是人力资本实现价值的关键环节, 应坚持就业优先,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收入是消费之源, 应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健全税收和社保调节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只有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公共服务可靠, 内需潜力才能真正释放。
【基金项目】本文系“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构建与优化 研究 (编号:2024PY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晓航 魏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