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与融合路径研究
文章字数：1989
我国城镇化率已从1978 年的 17.9%升至 2025年的67.89%, 快速城镇化带来城乡失衡、农村空心化等问题, 亟须向质量型转变。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以人为本、城乡融合。拆迁安置社区作为“城市出钱、农村出地、农民上楼”的特殊产物,数量持续增长,成为城乡融合的试验场。然而,当前许多安置社区在外观上接近城市社区,却在身份认同、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深层困境,亟待系统研究。
一、拆迁安置社区的内涵与特点
拆迁安置社区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城郊村庄撤村并居、统一规划回迁所形成的社区形态, 具有行政主导性与空间统一性。一是过渡性与混合性, 居民从农耕转向工商业需较长适应期, 呈现“非城非乡”特征,后期流动人口涌入使熟人关系瓦解,治理复杂度提升。二是不稳定性与复杂性, 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打破, 身份认同未定型, 居委会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存,职能交叉、管理冲突频发,自治意识薄弱。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的核心治理困境
(一)治理主体困境:权责不清
街道政府、居委会、物业公司、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主体并存, 但角色定位模糊,协同联动机制缺失,政府干预过重。社区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拨款, 导致社区组织对政府高度依附,使原本“指导与被指导”的街居关系异化为“领导与被领导”,自治空间被压缩。居委会成员多由原村干部转换, 能力与专业化要求有差距, 且承担大量行政事务; 物业因居民缴费意愿低而压缩成本, 服务质量下滑, 与居委会推诿扯皮频发; 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区在资产处置、权益保障方面权责不清。
(二)居民参与困境:原子化与组织化缺失
一方面,拆迁安置瓦解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助网络与公共规范,新的社区关系未能及时建立,居民普遍持疏离态度, 集体行动逻辑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参与意愿两极分化,多数居民将社区事务视为政府或物业职责,对公共事务兴趣不高;少数居民则围绕拆迁补偿、资产分配等利益问题表现出对抗性参与倾向,扭曲了治理重点。此外,村民会议等传统自治形式名存实亡,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等新载体发展缓慢,参与渠道缺失使个体诉求难以有效整合,增加了冲突风险。
(三)公共服务困境:供需错位与质量短板
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等区域性设施逐步改善,但面向日常生活的“软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第一,养老托幼、心理疏导、就业辅导等缺口明显。老年社区中,日间照料中心运营困难; 年轻家庭社区中, 普惠性托育资源短缺。同时,现有服务专业化程度低,居民获得感不强,文化活动室等多流于形式。第二,供需脱节严重。公共服务由政府包揽,但缺乏对居民真实需求的精准摸排,导致“政府提供的非居民所需,居民所需得不到回应”。第三,公共空间功能弱化。规划设计阶段采取标准化、低成本思路,公共空间总量不足、功能单一,难以吸引居民互动使用。
三、构建以治理创新为核心的社区融合路径
(一)制度重构:厘清权责关系
划定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推行事务准入清单,剥离行政摊派,释放自治空间。强化社区党组织枢纽功能,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协调各方。推行物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村社分离”, 集体经济组织专司资产运营, 社区专注公共服务, 建立集体收益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
(二)主体赋能:提升参与能力
加强居委会成员培训,引入专业社工协助转型,完善薪酬与职业发展。设立“社区微治理”基金,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资助兴趣小组、志愿团队,提供场地支持。挖掘社区能人担任楼栋长、活动召集人。对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开展现代治理培训, 引入第三方评估。
(三)服务优化:精准的供给机制
建立需求摸排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 综合运用问卷、座谈等方法,定期调查居民需求,从“政府配餐”转向“群众点菜”。补齐“软服务”短板:针对老年社区,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模式发展养老体系;针对年轻家庭,探索“社区统筹+邻里互助+专业补充”混合模式建设托育点。改造低效公共空间为“邻里中心”,鼓励居民担任“空间主理人”,引导居民参与空间维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四)文化再造:培育公共精神
以楼栋、网格为单位动员社区能人开展常态化活动,帮助居民重建社会联系。针对农村向城市生活转型中的摩擦,开展垃圾分类、文明养宠等适应性教育,面向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公共交通等实用课程。将公共空间管理、公约制定等事务交由居民协商决定,对积极参与者给予表彰与激励,形成“参与—认可—再参与”的正向循环,逐步培育公共精神与社区认同。
结语
破解拆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需同步推进制度重构、主体赋能、服务优化与文化再造。未来,随着城乡融合体制不断完善, 安置社区必将从“物理安置”迈向“社会融合”。唯有坚持以人为核心,方能使其成为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单元, 让居民既“住得进”更“融得入”,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为滁州市党校 (行政学院) 系统2025-2026 年度科研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与融合路径 研 究 ”( 项 目 编号 :CZDXKT202530)
中共天长市委党校 程 玥 刘晨云
一、拆迁安置社区的内涵与特点
拆迁安置社区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城郊村庄撤村并居、统一规划回迁所形成的社区形态, 具有行政主导性与空间统一性。一是过渡性与混合性, 居民从农耕转向工商业需较长适应期, 呈现“非城非乡”特征,后期流动人口涌入使熟人关系瓦解,治理复杂度提升。二是不稳定性与复杂性, 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打破, 身份认同未定型, 居委会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存,职能交叉、管理冲突频发,自治意识薄弱。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的核心治理困境
(一)治理主体困境:权责不清
街道政府、居委会、物业公司、原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多主体并存, 但角色定位模糊,协同联动机制缺失,政府干预过重。社区经费主要依赖财政拨款, 导致社区组织对政府高度依附,使原本“指导与被指导”的街居关系异化为“领导与被领导”,自治空间被压缩。居委会成员多由原村干部转换, 能力与专业化要求有差距, 且承担大量行政事务; 物业因居民缴费意愿低而压缩成本, 服务质量下滑, 与居委会推诿扯皮频发; 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区在资产处置、权益保障方面权责不清。
(二)居民参与困境:原子化与组织化缺失
一方面,拆迁安置瓦解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助网络与公共规范,新的社区关系未能及时建立,居民普遍持疏离态度, 集体行动逻辑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参与意愿两极分化,多数居民将社区事务视为政府或物业职责,对公共事务兴趣不高;少数居民则围绕拆迁补偿、资产分配等利益问题表现出对抗性参与倾向,扭曲了治理重点。此外,村民会议等传统自治形式名存实亡,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等新载体发展缓慢,参与渠道缺失使个体诉求难以有效整合,增加了冲突风险。
(三)公共服务困境:供需错位与质量短板
公共服务方面,教育、医疗等区域性设施逐步改善,但面向日常生活的“软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第一,养老托幼、心理疏导、就业辅导等缺口明显。老年社区中,日间照料中心运营困难; 年轻家庭社区中, 普惠性托育资源短缺。同时,现有服务专业化程度低,居民获得感不强,文化活动室等多流于形式。第二,供需脱节严重。公共服务由政府包揽,但缺乏对居民真实需求的精准摸排,导致“政府提供的非居民所需,居民所需得不到回应”。第三,公共空间功能弱化。规划设计阶段采取标准化、低成本思路,公共空间总量不足、功能单一,难以吸引居民互动使用。
三、构建以治理创新为核心的社区融合路径
(一)制度重构:厘清权责关系
划定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推行事务准入清单,剥离行政摊派,释放自治空间。强化社区党组织枢纽功能,通过党建联席会议协调各方。推行物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村社分离”, 集体经济组织专司资产运营, 社区专注公共服务, 建立集体收益反哺治理的良性循环。
(二)主体赋能:提升参与能力
加强居委会成员培训,引入专业社工协助转型,完善薪酬与职业发展。设立“社区微治理”基金,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资助兴趣小组、志愿团队,提供场地支持。挖掘社区能人担任楼栋长、活动召集人。对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者开展现代治理培训, 引入第三方评估。
(三)服务优化:精准的供给机制
建立需求摸排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 综合运用问卷、座谈等方法,定期调查居民需求,从“政府配餐”转向“群众点菜”。补齐“软服务”短板:针对老年社区,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模式发展养老体系;针对年轻家庭,探索“社区统筹+邻里互助+专业补充”混合模式建设托育点。改造低效公共空间为“邻里中心”,鼓励居民担任“空间主理人”,引导居民参与空间维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四)文化再造:培育公共精神
以楼栋、网格为单位动员社区能人开展常态化活动,帮助居民重建社会联系。针对农村向城市生活转型中的摩擦,开展垃圾分类、文明养宠等适应性教育,面向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公共交通等实用课程。将公共空间管理、公约制定等事务交由居民协商决定,对积极参与者给予表彰与激励,形成“参与—认可—再参与”的正向循环,逐步培育公共精神与社区认同。
结语
破解拆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需同步推进制度重构、主体赋能、服务优化与文化再造。未来,随着城乡融合体制不断完善, 安置社区必将从“物理安置”迈向“社会融合”。唯有坚持以人为核心,方能使其成为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单元, 让居民既“住得进”更“融得入”,共享新型城镇化发展成果。
【基金项目】本文为滁州市党校 (行政学院) 系统2025-2026 年度科研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与融合路径 研 究 ”( 项 目 编号 :CZDXKT202530)
中共天长市委党校 程 玥 刘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