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幽灵工作者”的权益困境与治理路径
文章字数：1992
一、幽灵工作者的生成逻辑与群体画像
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海量数据的持续供给, 而数据的标记、清理与归类等基础工作无法完全依靠机器自动化实现,仍需大量隐匿于算法后台的人力付出。玛丽·L·格雷与西达尔特·苏里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中将此类劳动称为“幽灵工作”,并将其视为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然而,由于平台的有意遮蔽,这类劳动鲜少进入公众视野。在平台经济语境中, 人类计算被广泛应用于完成机器不擅长、人类却驾轻就熟的碎片化任务, 从而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幽灵工作者群体。
所谓幽灵工作, 实质上是一种通过众包平台将零散任务分配至全球劳动者的新型用工形式。劳动者在完成特定任务后,便从工作系统的下一轮循环中消逝,既无法识别真实的用工主体,也难以依托稳定的劳动关系主张应得权益。从群体构成来看,幽灵工作者呈现出高度异质化的特征: 既有全职在家依靠数据标注维持生计的低技能务工者,也有利用碎片化时间承接微任务的兼职人员, 还包括大量分布在跨境数字劳动链条中的远程劳工。尽管他们在工作领域、地域分布与技能水平上存在差异,却共同面临劳动关系含混、劳动过程隐蔽及职业身份不确定等困境。
二、幽灵工作者的权益困境
第一, 劳动关系处于被隐藏状态。平台通过任务拆分外包、跨境委托外包以及多重中介化的运作方式, 在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多道法律“隔离带”,将自身包装成中立的技术匹配方,而非用工的主体,借此回避劳动法领域内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劳动进程被隐匿。算法的黑箱特性与任务碎片化的分配机制, 让劳动者难以知晓工作的整体面貌和最终用途。平台针对任务的来源、服务对象以及数据用途等元数据开展系统性屏蔽操作, 让劳动者一直处于结构性的不知情状况。劳动者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完成零散化任务,难以知晓自身劳动于AI产业链里的实际位置, 也难以判定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意义。
第三,职业身份遭隐匿。幽灵劳动未得到社会范围的广泛认可, 也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领域, 众多从业人员被制度性地排除于各类劳动法规保护之外,不得不成为AI背后的隐匿者。职业身份的缺位不仅表明劳动者不能凭借该身份投身社会交往与职业流转, 还表明其劳动付出难以被换算成可累积的职业资历和社会保障权益。
三、困境生成的深层根源
幽灵工作者面临的权益困境并非是偶然出现的技术性瑕疵或是市场的失灵状况, 而是算法管理的逻辑、信息权力的配置以及传统法律框架等多种因素相互交错影响的结果。
其一, 算法管控实现劳动进程的完全碎片化。从任务安排、流程监督到质量核查与酬劳结算, 幽灵工作的每个步骤都受到算法系统的管控。这种控制已然超越物理工厂的有形约束, 搭建起数据围栏样式的无形掌控。劳动者在表面上具备接单与否的自主权利, 但是算法通过评分机制、派单先后顺序以及任务可见状况等隐性调控方式, 不断引导劳动者主动遵循平台的调配逻辑。
其二, 信息不均衡造就劳动过程的虚幻化效果。平台充当任务信息的汇聚核心, 掌控着有关任务出处、数据用途以及报酬核算规则的所有信息, 但是劳动者却被排除在这些重要信息之外。信息掌控的不均等不仅剥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还从本质上消解他们对自身劳动举动的自觉认知。
其三, 传统的法律规制方案与幽灵工作形式存在结构性的错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体系是围绕稳定且持续的固定劳动关系这一核心预设来搭建的, 其认定标准通常依靠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以及组织从属性。但是众包模式里的任务式用工在各个从属性方面均展现出模糊化的特性。
四、治理路径:走向可见性的制度重构
首先, 促使幽灵工作的社会可见性实现制度化。需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里清晰增设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师等职业身份, 建立统一的行业准则和技能规范,让幽灵工作者从隐匿的后台转变为可见的权利主体。
其次,打破算法的黑箱状态,赋予劳动者关于任务整体情况的知情权。可参考欧盟《改善平台用工工作条件指令》的有关经验, 通过立法让平台主动披露任务的出处、数据用途、报酬结算规则等主要内容。特别是当算法作出诸如限制劳动者工作账户、降低派单优先级或者拒绝支付报酬等对劳动者权益有明显影响的决策时, 平台需对决策的事实根据、推理流程和适用准则加以清晰阐释, 确保劳动者的申辩与救济途径畅通。
最后, 搭建跨平台的权益连接与积累机制。考虑到幽灵工作者的劳动一般分散在多个众包平台中, 单个平台的工作时间和收入都难以符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保标准, 需探索建立跨平台的工时累计、收入整合与社保缴纳体系, 让碎片化劳动能够汇聚成可携带、可积累的权益保障单元。
五、结语
幽灵工作者权益保障面临困境,从根本上而言,是数字时代劳动流程隐蔽化与制度供给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让幽灵工作者切实被关注, 让潜藏于算法后台的劳动者重新获得法律的保护与社会的认同, 进一步在技术改革与人的成长之间找到平衡, 实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正义的实质性回归。
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王始龙
人工智能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海量数据的持续供给, 而数据的标记、清理与归类等基础工作无法完全依靠机器自动化实现,仍需大量隐匿于算法后台的人力付出。玛丽·L·格雷与西达尔特·苏里在《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中将此类劳动称为“幽灵工作”,并将其视为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然而,由于平台的有意遮蔽,这类劳动鲜少进入公众视野。在平台经济语境中, 人类计算被广泛应用于完成机器不擅长、人类却驾轻就熟的碎片化任务, 从而催生出规模庞大的幽灵工作者群体。
所谓幽灵工作, 实质上是一种通过众包平台将零散任务分配至全球劳动者的新型用工形式。劳动者在完成特定任务后,便从工作系统的下一轮循环中消逝,既无法识别真实的用工主体,也难以依托稳定的劳动关系主张应得权益。从群体构成来看,幽灵工作者呈现出高度异质化的特征: 既有全职在家依靠数据标注维持生计的低技能务工者,也有利用碎片化时间承接微任务的兼职人员, 还包括大量分布在跨境数字劳动链条中的远程劳工。尽管他们在工作领域、地域分布与技能水平上存在差异,却共同面临劳动关系含混、劳动过程隐蔽及职业身份不确定等困境。
二、幽灵工作者的权益困境
第一, 劳动关系处于被隐藏状态。平台通过任务拆分外包、跨境委托外包以及多重中介化的运作方式, 在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多道法律“隔离带”,将自身包装成中立的技术匹配方,而非用工的主体,借此回避劳动法领域内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劳动进程被隐匿。算法的黑箱特性与任务碎片化的分配机制, 让劳动者难以知晓工作的整体面貌和最终用途。平台针对任务的来源、服务对象以及数据用途等元数据开展系统性屏蔽操作, 让劳动者一直处于结构性的不知情状况。劳动者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完成零散化任务,难以知晓自身劳动于AI产业链里的实际位置, 也难以判定劳动成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意义。
第三,职业身份遭隐匿。幽灵劳动未得到社会范围的广泛认可, 也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领域, 众多从业人员被制度性地排除于各类劳动法规保护之外,不得不成为AI背后的隐匿者。职业身份的缺位不仅表明劳动者不能凭借该身份投身社会交往与职业流转, 还表明其劳动付出难以被换算成可累积的职业资历和社会保障权益。
三、困境生成的深层根源
幽灵工作者面临的权益困境并非是偶然出现的技术性瑕疵或是市场的失灵状况, 而是算法管理的逻辑、信息权力的配置以及传统法律框架等多种因素相互交错影响的结果。
其一, 算法管控实现劳动进程的完全碎片化。从任务安排、流程监督到质量核查与酬劳结算, 幽灵工作的每个步骤都受到算法系统的管控。这种控制已然超越物理工厂的有形约束, 搭建起数据围栏样式的无形掌控。劳动者在表面上具备接单与否的自主权利, 但是算法通过评分机制、派单先后顺序以及任务可见状况等隐性调控方式, 不断引导劳动者主动遵循平台的调配逻辑。
其二, 信息不均衡造就劳动过程的虚幻化效果。平台充当任务信息的汇聚核心, 掌控着有关任务出处、数据用途以及报酬核算规则的所有信息, 但是劳动者却被排除在这些重要信息之外。信息掌控的不均等不仅剥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还从本质上消解他们对自身劳动举动的自觉认知。
其三, 传统的法律规制方案与幽灵工作形式存在结构性的错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体系是围绕稳定且持续的固定劳动关系这一核心预设来搭建的, 其认定标准通常依靠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以及组织从属性。但是众包模式里的任务式用工在各个从属性方面均展现出模糊化的特性。
四、治理路径:走向可见性的制度重构
首先, 促使幽灵工作的社会可见性实现制度化。需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里清晰增设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师等职业身份, 建立统一的行业准则和技能规范,让幽灵工作者从隐匿的后台转变为可见的权利主体。
其次,打破算法的黑箱状态,赋予劳动者关于任务整体情况的知情权。可参考欧盟《改善平台用工工作条件指令》的有关经验, 通过立法让平台主动披露任务的出处、数据用途、报酬结算规则等主要内容。特别是当算法作出诸如限制劳动者工作账户、降低派单优先级或者拒绝支付报酬等对劳动者权益有明显影响的决策时, 平台需对决策的事实根据、推理流程和适用准则加以清晰阐释, 确保劳动者的申辩与救济途径畅通。
最后, 搭建跨平台的权益连接与积累机制。考虑到幽灵工作者的劳动一般分散在多个众包平台中, 单个平台的工作时间和收入都难以符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参保标准, 需探索建立跨平台的工时累计、收入整合与社保缴纳体系, 让碎片化劳动能够汇聚成可携带、可积累的权益保障单元。
五、结语
幽灵工作者权益保障面临困境,从根本上而言,是数字时代劳动流程隐蔽化与制度供给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让幽灵工作者切实被关注, 让潜藏于算法后台的劳动者重新获得法律的保护与社会的认同, 进一步在技术改革与人的成长之间找到平衡, 实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正义的实质性回归。
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王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