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时期(1953—1957),株洲作为新建工业城市开始大规模建厂。随着一批重点厂矿相继投产,从周边农村招收的新工人大量进厂,构成了当时职工队伍的主体。这些新工人此前没有接触过现代工业生产,既不会操作机器,也看不懂施工图纸。对于他们而言,车间不仅是劳动场所, 也是需要从头学起的技术学习场所。如何使这批刚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者掌握基本的工业技术, 成为厂矿企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新工人进厂之初的技术状况,在株洲机械厂一位革新标兵身上体现得较为典型。这位工人有革新热情,也肯钻研,但由于文化和技术理论基础薄弱, 面对复杂的施工图纸,只能在地上划线或架木棍做样子,凭经验操作。厂方认为,如果他具备起码的文化与技术理论, 革新的成绩本可以更大。在电厂工地,模板工种九十七名工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前未做过模板, 一位老工人反映,过去做惯了砖木结构, 现在要上手金属结构,确实有困难。混凝土工种五十名工人则是从临时普工中抽调而来,需要从头学起。
　　面对新工人的这种窘境,单纯依靠“师傅带徒弟”的老办法已经不够。一九五六年秋天,工地党团组织决定开办业务技术课:按工种分别安排教学内容,时间排在周三、周五或周日,讲课的不是外来教师,而是本厂的技术员、生产组长和工程师。教学方针是“学以致用”。技术课之外,车间里还按新老搭配、自愿结合的原则,三至五人组成一个技术互助组。互助组人数不多,新工人围在一起看图纸不至于挤成一堆,生产上的小问题当场解决,大问题才找生产组长。一个模板工种的新工人总结说,自从有了互助组, 图纸看得清了, 活儿也分得清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了数。
　　教学内容也没有照搬全日制学校的课本,而是先找出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再围绕这些问题组织讲授。新工人在课堂上学到的操作要领,下一周就能在车间里用上,车间里反复出现的质量问题,下一次备课就会被写进教案。课堂与车间之间由此形成双向反馈:生产提出问题,教学给出答案,教学讲过的原理,回到生产中接受检验。
　　教学效果体现在生产指标上。模板工种新工人进厂初期只能完成定额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几个月后普遍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六点一。钢筋和模板两个工种通过技术课和技术讲座,逐步掌握了点焊、定型模板和竹模板等做法, 劳动强度有所降低,钢材木料也相应节约。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六级工的态度——他没有凭借技术等级自满, 反而主动向五级工请教, 并请工长和老工人给新工人讲解图纸和操作要领。全组工人技术水平由此普遍提高,当月平均突破定额百分之三十五点四。看图纸这件事,在新工人身上从最初的害怕逐步变为能够独立阅读,而定额、质量、节约这些车间管理指标,也因为工人看懂了图纸、弄懂了原理, 逐渐转化为工人自身可以把握的生产能力。
　　这一场技术启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上有其特定位置。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但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业基础薄弱,工人阶级的多数并非在原有工厂内部自然成长,而是从农村通过招工、培训、进厂逐步转化而来。这一转化如何实现? 仅靠劳动本身并不足够。工人还需要在劳动之外,掌握现代生产的基本知识——图纸、公式、配比、操作规程。株洲厂矿的做法表明,党正是通过技术课、技术互助组、工程师兼课、围绕生产关键编写教材等一系列措施,使新工人逐步具备了阅读和使用工业技术文件的能力。从在地上划线到按图纸施工,不只是操作技能的提高,更是劳动者身份的转变:当工人能够阅读图纸、计算配比、判断工艺流程时,他就不再是被动执行指令的体力劳动者,而成为能够理解并参与现代生产过程的生产主体。这一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在中国工业现场的具体展开。
　　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罗 瑜